上海李小华律师事务所
一、基本情况
J公司与L公司签订《A协议》，约定J公司委托L公司就J公司的公司战略依法提供服务。L公司的服务范围仅限于J公司战略事务，不参与J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不负责提供与前述服务范围之外的及与J公司具体经营活动有关的任何其他服务。
L公司法定代表人为J公司提供《A协议》约定的服务事项，现因业务拓展需要，L公司法定代表人拟向J公司提出终止协议并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为了体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法学理论为指导的原则，上海李小华律师事务所聘请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等法学博士、研究员、教授、专家进行研讨论证。
二、争议焦点
1.L公司法定代表人因相关事由能否提前解除或终止《A协议》？
2.J公司在经营中发生违法违纪行为或发生资不抵债等情况，L公司是否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如客户认为L公司法定代表人是J公司负责人，L公司是否应承担由J公司行为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
4.J公司与L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的《B协议》变更为J公司与L公司签订的《A协议》，能否认定为公司行为？
三、证据材料
《A协议》《B协议》
四、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
五、专家论证结论和建议
（一）关于L公司法定代表人因相关事由能否提前解除或终止《A协议》。
《A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应严格执行，并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根据《A协议》约定：任何情形下，乙方提前10日书面通知甲方可解除或终止本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乙方（L公司）可按《A协议》约定，提前10天向甲方（J公司）书面提出终止协议的意见，并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二）关于J公司在经营中发生违法违纪行为或发生资不抵债等情况，L公司是否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甲乙双方签订的《A协议》属于我国《民法典》规定的委托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一十九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九百二十二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是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
L公司根据甲乙双方的约定以及L公司在市场监管局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提供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公司营业执照记载的事项发生变更的，公司办理变更登记后，由公司登记机关换发营业执照。
L公司在履行《A协议》过程中，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九百二十四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之规定，应将办理的委托事项的处理情况和结果形成书面报告提交J公司，并由双方签字盖章确认。
J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资不抵债经营亏损等情况，应由J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以及第一百六十四条“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造成被代理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除了有证据证明L公司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造成J公司损害的情况之外，J公司在经营中发生违法违纪行为或发生资不抵债等情况由J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关于如客户认为L公司法定代表人是J公司负责人，L公司是否应承担由J公司行为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规定，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语言。证人作证前不得旁听法庭审理，作证时不得以宣读事先准备的书面材料的方式陈述证言。证人言辞表达有障碍的，可以通过其他表达方式作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八条规定，处于明显醉酒、中毒或者麻醉等状态，不能正常感知或者正确表达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
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一）存在代理权的外观；（二）相对人不知道行为人行为时没有代理权，且无过失。因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发生争议的，相对人应当就无权代理符合前款第一项规定的条件承担举证责任；被代理人应当就相对人不符合前款第二项规定的条件承担举证责任。
司法实践中，对权利外观的考量应当结合合同订立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行为人的行为能否产生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主要考量因素包括：
1）合同是否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若签订合同未使用被代理人名义，合同文本没有任何与被代理人有关联的文字表述，须慎重认定表见代理。
2）行为人的身份、职务是否与被代理人有关联。如，行为人在被代理人处任职职务越高、与从事业务关联度越强，或者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其他身份联系越密切，对表见代理的证明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弱。
3）被代理人对行为人是否存在可合理推断的授权关系。如，行为人原有代理权已被终止但被代理人未对外告知等情形。
4）合同等对外文件材料上是否加盖与被代理人有关的、可正常对外使用的有效印章。如，合同上加盖的被代理人项目部真实印章按常理可对外授权使用的，可作为考量因素；若按常理应当属于单位内部使用印章的，须慎重认定。如技术专用章仅限于对建设工程技术方面的管理和监控，对相对人而言，观其名称即可了解印章的用途，因此，仅加盖技术专用章的合同不能成为合同相对方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理由。
5）合同关系的建立方式是否与双方以往的交易方式相符。如，以往交易长期由某部门负责人实际操作进行，且被代理人从无异议并正常结算认可的，此次有争议交易也采用相同方式的，可参考以往交易行为判断。
6）合同订立过程、交易环境和周围情势等是否与被代理人有关。如，行为人签约前曾陪同合同相对人参观考察被代理人的施工现场；签约地在被代理人营业地或办公场所的，可以作为判断因素。
7）被代理人是否存在能够使人相信其参与合同履行的行为。如，被代理人实际支付过合同价款；被代理人与合同相对人就履约问题进行过交涉等，可作为考量因素。
8）标的物的用途、交付方式与交付地点等是否与被代理人有关，被代理人是否取得履行合同的利益。如，合同标的物交付至被代理人营业场所或负责管领的其他场所；标的物被应用于被代理人本身或者直接从事的业务所需的，可以作为考量因素。
（四）关于J公司与L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的《B协议》变更为J公司与L公司签订的《A协议》，能否认定为公司行为。
J公司与L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的《B协议》变更为J公司与L公司签订的《A协议》，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第六十二条规定，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因此，J公司与L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的《B协议》变更为J公司与L公司签订的《A协议》，L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能认定为L公司的行为。
综上所述，专家认为，《A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协议约定，L公司提前10日书面通知J公司可解除或终止协议。在协议履行过程中，除有确凿证据证明因L公司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义务造成J公司损失外，J公司应独立承担其经营中发生的违法违纪、资不抵债等情形所引起的法律责任。若有关主体主张L公司法定代表人为J公司负责人并要求L公司据此承担责任，于法无据。L公司法定代表人系代表L公司实施行为，其法律效果应归于L公司。经双方协商一致，J公司与L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签订的《B协议》已变更为J公司与L公司签订的《A协议》，L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履行职务的行为视为L公司的行为。
六、合规启示
企业应重视合同的解除条件、责任边界与职务行为认定，防止因主体混同、授权不明或表见代理外观引发连带责任风险。为此，企业宜健全合同管理与公司治理机制，明确委托事项范围、履约报告义务及代理权限，并注重证据留存与风险隔离。
上海李小华律师事务所依托公司法、商业犯罪与跨境合规专业优势，与高科技公司合作，推出合同审查、公司治理、刑事风险防控、合规体系建设等智能合规法律服务产品，并提供涉外法律服务与跨境合规特色服务，可为企业提供协议起草、履约管理、证据固定及争议论证等全流程合规支持，助力企业防范法律风险、稳健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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